贪污受贿之官员，犹如过街老鼠，人人皆可打之;然而，贪污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无论在任何时代，它依然深深的扎在官场之中，独立鳌头。自从人类出现生产以来，便流露出了本性来，私人占有的欲望也日益增强!

我们的先人们曾将贪污犯罪定为“墨罪”、“贪罪”，也称“赃罪”。据在《辞源》中，“贪”字解作“爱财”，《春秋左传》杜预注：“墨，不洁之称”。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云：“贪，物欲也。”可见，对一“贪”字，先人们早已深入研究!只不过我们的后人则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照耀华夏!

历朝历代，一个新朝廷的刚建不久，皇帝老儿都会搬出一套刑法来，为巩固新生的皇朝，其中对贪污官员的惩罚，都是厉行法治，整肃吏治，严惩贪污。而其中反腐最厉害的皇帝，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当他登基执掌天下，他多次告诫属下：“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犹如刚会飞的鸟，刚栽上的树，万不可拔羽毛，动树根。只有廉吏才能严格约束自己，爱护百姓。贪吏则必然肥己害民，请你们引以为戒。”为了遏止腐败，朱元璋一改“刑新国用轻典”的做法，干脆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把惩治贪官污吏作为头等大事，大开杀戒，以儆效尤。凡贪赃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然后将其剥皮，里面填上稻草，挂在官衙左边，让每个为官者早晚瞻仰，知有警惕。

而其中一些官员却依然长着一双兔耳朵，非但没有听进去，反而任自胡作非伪，在眼皮子底下耍花招!据史料载：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雷厉风行，从不手软，如他的女婿、附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后来河桥巡检司的一位小吏向朱元璋告发了此事。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同时他还发了通敕令，表扬那位小吏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再如他惟一的亲侄，开国功臣朱文正，亦违法乱纪他毫不留情废了他的官职。开国功臣汤和的姑夫，自以为有硬邦邦的靠山亲戚，就隐瞒常州的土地，不纳税粮，朱元璋也将他依法处死。丞相胡惟庸广收贿赂，结果被处以死刑。户部侍郎郭桓在任期间，勾结地方官吏，大肆贪污政府钱粮，其数额累计高达2400万石精粮，相当于当时全国秋粮征收的实数，并涉及到12名朝廷大臣及数以万计的地方官吏和地主，实属震惊全国的头号大案。朱元璋闻知后极为愤怒，他下令一查到底，最后将郭桓及数万名同案全部斩首示众。明初惩贪已成历史，对其褒贬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那些卓有成效的治腐方略，值得后人认真发掘整理、继承。

而对现今的中国来说，官员腐败贪污现象已毒浸骨髓，民众怨声载道;虽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令人不思议的是这些刑法对贪官来说只是一种摆设，谁也没放在眼里。如近日《中国青年报》上有一则报道：原海南华银信托投资公司负责人、辽宁大连证券公司董事长石雪，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2.6亿，挪用公款近1.2亿，另外伪造金融凭证企图诈骗央行14亿元、非法集资24亿元，此案被人们称为“中国金融第一案”。同时贪污2.6亿获死缓，创造了“贪官不死”与司法量刑“通货膨胀”的最新记录。

刑法规定十万以上判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死刑;依此推论，人们宽大为怀，严重者算翻上一翻，算20万判死刑，依2.6亿这个数字来看，不知是二十万的多少倍!纵算有十百个脑袋也不够砍，而却又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死缓，不知这一缓要缓到何年何月!也不知在中国贪多少才被判死判?

这位董事长石雪先生似乎对判死缓还不服气，说是要上诉翻案!可见已达贪污的最高境界，视法律如儿戏，把玩在手里翻转!

通过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何在巨贪面前，明知自己罪行严重，依数额来看，依法当立即诛之!而在现如今被判死缓，可以续命的轻刑之下，还要上诉呢?他为何会有这样的底气?是不是他知道上诉，会有一股隐形的力量可以让他获得新生!但这股力量又隐藏在什么地方?种种疑问犹如一个谜团，困扰着中国民众，拷问了中国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