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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告别无序的希望在哪里?做好小区自治,这件事很重要
2022-04-30 21:54:44   来源:   评论:0 点击: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任大刚4月13日早晨迷迷糊糊醒来,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拿床头的手机,已经7点了。刚打算看看微信朋友圈信息,Q的语音电话打了进来。Q是我师弟,平常是个散人,他在师兄弟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任大刚4月13日早晨迷迷糊糊醒来,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拿床头的手机,已经7点了。刚打算看看微信朋友圈信息,Q的语音电话打了进来。Q是我师弟,平常是个散人,他在师兄弟之间最有名的事迹,是酒量不大却因醉酒磕掉门牙,我们准备将来给他写的墓志铭是:一个没见过热菜的兄弟。他这么早打来电话,无非是扯点闲篇嘛。聊了几句,他说刚跟老J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商讨防疫大计。老J是逻辑学教授,Q与他探讨的,是目前防疫中的常用术语在逻辑上是否站得住脚。当然,Q还咨询了一些其他学科的学者,包括医学专家,甚至两位院士。他需要跟我探讨的,是公众舆论。我想他这么个散人,怎么忽然间对抗疫这么热心?“你知道吗?从4月1号以来,我已经瘦了10斤。”原来,自4月1号封控,Q事无巨细,领导了他们小区的所有防疫事务,他希望把相关的经验教训总结升华,提供给上级作为决策参考。我忽然对他刮目相看起来。我虽不是什么公众舆论专家,但对他的故事却非常感兴趣,我们兴致勃勃地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他一度因一件次生灾害而失声痛哭。这大概是我有电话以来,最长时间的双人通话了。01Q不是一名社区工作者,他服务于政府科技决策咨询机构。4月1日,Q所在的小区也进入封控阶段。Q奉命就地服务社区,到居委会报到后,发现防疫物资堆积在那里。怎么把这些物资分发给1000余户3000多居民?居委会人手短缺,束手无策。Q立刻把志愿者组织起来,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Q也因此“陷入”其中,很快成了整个小区的防疫领袖。上海的居民小区,通常都有一个居委会。有的相邻小区比较小,是两个居民小区共有一个居委会。我们小区有800多户2000多人,仅有的几次进居委会办公室,见里面有三四个工作人员。居委会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他们属于社会工作者。居委会的书记,是街道党工委派来的;居委会主任,由居民选举产生。但通常,居民还是习惯找书记解决问题,因为书记与街道更熟悉。居委会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把街道层面与小区党员、普通居民有关的各项政策落地。城市的居委会没啥经济收入,农村的村委会却有可经营的“集体经济”,同是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的权力比村委会要小得多。因此,你可以看到贪污巨亿的村干部,几乎看不到多吃多占的居委会干部。居委会的几个人是全职的,由街道支付薪水,也可能随时被街道解雇,此外还有一些更基层的楼组长。一幢高层建筑可能有多名楼组长,他们多是一些腿脚还算灵便的退休人员,主要负责传递一些书面通知、小件物品,也可能奉命了解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等等。这是计划经济年代留存下来的组织。图视频截图除了居委会,还有业委会和物业公司,这是两个最近20年来的新生组织。业委会代表业主维护小区各家各户物业的权益,物业公司负责小区物业的维护维修保养以及小区安保。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号称小区“三驾马车”,正常情况下,三者各司其职。物业公司有明确清晰的利益取向,赚不到钱就不干。居委会和业委会的工作弹性则比较大。居委会工作可以像“朝阳大妈”那样积极肯干,把小区里任何情况摸得门儿清,跟“包打听”一样,家长里短,啥都一清二楚,抓点坏人坏事,一拿一个准;也可以应付了事,不管闲事。上海的普通居民,有很多社会就业机会,不大可能找居委会的工作养家糊口。平时开女同事的玩笑,有时也说,不要太累啊,年龄再大点到居委会去干吧。也的确,有女同事到居委会工作去了。上海作为中国大陆现代文明的发源地,隐私保护意识更强,上海居委会不愿意去管小区居民的闲事,是一种普遍现象。业委会的权力大小,主要看业委会主任及其成员的能力大小。有的业委会主任退休前是重要部门的大干部,能力和资源超强;有的业委会主任在单位、在社会上,就是能人,敢说敢做,办法奇多。而像我们小区,有几年甚至业委会都解体了,没人干了,前年多方努力又把业委会成立起来,选出了一个好的业委会主任,今年就争取到数千万元的政府改造资金。所以,不同的小区,除了居委会的能力比较“均质化”之外,业委会的能力弹性非常大,物业公司对小区事务的参与程度,也因其盈利状况而深浅不一。“三驾马车”可能碌碌无为,也可能风生水起,不可一概而论。02上海划江封控虽然提前预警,但真正的封控一旦启动,几乎所有居民小区都懵了。之前公告说只封控四五天,一些天真的人只储备了四五天的物资。结果到现在,浦东已经快20天,浦西已经15天,大部分小区仍处在封控状态。如果政府配发物资不能及时到位,小区团购资源少,几乎就是饿肚子的命。之前以为所有人都知道要封控,以为医院的大门是随时敞开的。但实际上,一些独居的高龄老人是不知道的,急症患者进医院是困难重重的。之前以为居委会是什么都能干的。但事实上,很多居民不知道居委会人手和权力都是很有限的,组织协调能力也是有限的。之前以为浦东3月28日封控,浦西是4月1日封控,但很多人不知道,有少部分人此前就被封控了很长时间,生活物资早已告罄。上海一个被封控的小区(图网络)之前容易感动的居民认为,在困难面前,小区居民会有万众一心的动人场面。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带头大哥”的无私付出,再有能力的人在一起,也是乌合之众,一盘散沙。之前以为物资丰富,不愁吃喝,但没想到,物资的确很丰富,但不知道人流断了,物流也成了涓涓细流,命悬一线。总之,一切预期都没有实现,几乎所有人都严重低估了封控对基层生活的冲击。全城性的突发危机,几乎彻底摧毁了上海每个小区的“三套马车”。每个人足不出户,大街上空无一人,但每个人都感觉到一片混乱——饿肚子的求救回应不过来,急诊患者在医院不得其门而入,居委会和志愿者疲于奔命无人接替,家庭主厨每时每刻都在盘点冰箱里的东西能吃到哪天。哪怕你有吃有喝,身体健康,你还要担心有一天“阳”了被拉走,运气不好被送进条件很差的方舱,没毛病给你整出毛病。全城人心惶惶。03至此,包括Q在内,很多人都看明白了,小区原来的“三驾马车”,不管是人员的数量和质量,还是其固有的工作机制,都已经应付不了目前的危机。Q在两三天之内,根据志愿者特长,把他们分为六个小组,包括垃圾清运、快递、核酸检测、防疫消杀、楼道服务、宣传信息。每个小组都有组长,他向组长下达指令,小区防疫事务很快就井井有条,秩序井然。Q所在的小区,靠近某大型科技集团,里面住了很多科技精英,企业高管和公司老板。Q自己也是博士,自然比居委会干部更容易与他们沟通。在危机时刻,他们的热心和才华以及善心得到充分释放,其中有个软件工程师还专门为小区写了一个工作软件。Q主要负责处理各种突发难题。有一天凌晨两点,来了两个护士说要做核酸检测,而且早晨八点就要上报数据。看到居委会准备服从,Q当即站了出来,吼道:“大家现在最重要的是增强免疫力,半夜喊人起来做核酸,你们领导脑子进水了!你们谁敢大喇叭喊人,我踩烂你们的大喇叭。”结果,核酸检测只好推迟到第二天。这样的事情,为Q在小区里赢得了很高的威信,很多人愿意听他的。他还要处理棘手的问题,比如被封控在家的居民,与志愿者的服务不到位之间的矛盾怎么解决;又比如居民购物需求与小区防控外来风险、以及快递志愿者压力大增的矛盾如何化解;还有50名“阳性分子”只转走了20多名,外面无能为力,他也要负责解释安抚;此外,志愿者的管理和补充替换,也是Q的工作职责。通过10来天一刻不停的努力,Q一手创建的新系统正常运转起来,Q准备退出了。Q认为这套系统不能长久,想着怎么把它商业化,比如小区团购每份加收一点钱,以此招聘人员送货,而不是完全靠志愿者不可持续的满腔热情。Q甚至认为,通过这次亲身参与小区治理,发现在互联网时代,不仅会产生新的社区治理模式,而且社区治理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上海一位网友制作的居民团购统计日报(图微博)Q这十来天忙得团团转,连吃饭都要回信息,营养靠老婆夹菜,人也瘦了10来斤。等到工作理顺,抬头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上海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他准备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向上级提出一份决策咨询,核心内容是:卫生部门需要积极推进疫苗接种,同时放宽新冠确诊的标准:无症状感染者不再进入新冠确诊名单。他目前还在咨询各路专家,为此奔走。04开埠一百多年以来,除了战乱时期,上海从未遇到这么严重的社会危机。这次危机怎么渡过,何时渡过,没有人会给出明确的路线图;至于下一次危机什么时候来临,以何种方式来临,更没有人可以拍胸脯。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都要靠生活在上海内外的仁人志士聪明贤达去摸索和实践,指陈得失。上海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市民从商业文明中,自然习得的契约精神、自治能力和合作态度。2022年4月15日,上海小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正在搬运生活物资(图视觉中国)我至今难以想象,今天任何一个上海的居民小区,没有各种各样的团长、没有像Q这样危机时刻能够站出来撑场面的人,没有居民相互之间的互助,互通有无,上海会堕进多深的深渊。而据我所知,不仅团长大量存在,Q这样的人,也不乏其人。普通的上海人,普通的中国人,是可以管好自己的。事实也证明,凡是团长稀缺,也无人出头,居民之间,邻里之间平常缺乏交流互动的小区,危机时刻,人往往就像呆在孤岛上一样绝望无助,他们往往成为第一批受害者。在上海,可能也是全国的居民小区,表面一样,其实千差万别,因此自下而上的自治,冷暖自知,更能够灵敏感知其内部任何细微的变化,作出灵活调整。做好小区自治,平时确保合法权利,危机时刻,就是保命。这是血的代价。我在盒马当司机,才明白在上海送菜到底难在哪雷斯林作者:布里 为你写一个故事在仓库拣了一天的货,之前还念叨“产品思维”和“中台战略”的程序员们就累崩了。有人开玩笑:这比996难啊;小区告诉司机邱克利:进了就别出,出了就别回。

他果然再没回成家,到现在只能睡在车上;要防疫、要做核酸、要办证、要跟不同小区层出不穷的规定打交道,车要充电比人要睡觉还重要……送菜简直是过五关斩六将。在盒马,陈嫄是第一个号召同事们动用私家车送菜的。半个月前,上海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实施核酸筛查,然后是全城实施静态管理。紧接着运力不足的消息就不断从各个盒马门店报至总部,不断有仓库员工、拣货员、快递小哥被封控在住地,部分满编状态下100人的门店,仅有不到20人能够到岗。陈嫄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就像身处战争片里的司令部,前线到处告急,请求支援的电话响个不停。在眼下的上海,用打仗来形容保供不算夸张。原本是动动手指就能轻松完成的线上买菜,现在成了数百万家庭每天准点进行的军备竞赛——据说有人把筋膜枪压在手指上,顶住手机屏幕的购买键,马力调到最大,只为跑赢几毫秒、甚至几微秒的时间。菜其实是不缺的,缺的是物流。线上平台的一单菜到达市民手上之前,要经过跨省运输、大仓、门店、小区4个环节,一个环节受阻,全链条停滞。在第一环的跨省运输,多数的菜已被挡在了门外,城郊的货场、仓库、集散中心全都堆得满满当当。侥幸进入市区的菜靠的是市内物流,这个服务2500万人、原本每天产生1000万件快递的庞大网络,因为配送员不断被隔离、通行证数量极度有限,运力已十不存一。上海,突如其来的保供压力都压在骑手小哥身上前线不断减员,后方的参谋、干事、通信兵、甚至炊事员就得往前顶。陈嫄拉上几个上海本地同事商量,组了个钉钉群,群名叫“有车的都去送菜吧”,还没在群里说话,提示音就响个不停。五分钟进了一百多人,从技术、产品、HR到行政前台、办公室司机,不同工种将近20个,他们大多是点头之交,除了都在同一家公司、都有沪牌车,几乎没有其他交集。共同点是,这些人都没在一线干过配送。大家一开始想到的是“优化”。似乎人人都觉得,平时积累的产品思维、组织效率方法论等等,在配送这块一定有用武之地。还有人提出了“中台战略”,送货的算前台,调度采购算中后台,总之是摩拳擦掌。很快,群里扔进一张Excel,任务和环节拆得很细,采购、调度、订单优化、搬运、送货,大家要做的就是在每个岗位填上自己的名字。平时,这种人是要被吐槽卷王的,此刻人人唯恐不卷,Excel很快密密麻麻,除了HR樊晓洁都填了。樊晓洁三连问:“你们的48小时核酸结果出了吗?小区全阴吗?商委颁发的通行证办了吗?”全域静态管理后,上海所有机动车原则上禁止上路,除非以上三个条件全部满足。这三连问瞬间问倒了绝大多数,群里最后只统计出了16辆符合所有条件能动的车。16辆车,相比盒马在上海的用户规模,看上去杯水车薪,但涉及到紧急物资如药品、婴儿奶粉,每多一辆车,就能多解决几十个家庭的问题。4月6号的车队出车单,当天有16辆车跑在路上。但当时群成员还是难掩失望,兴冲冲聊了半天,结果绝大多数人都上不了战场,五分钟内一个人都没说话。做采购的魏玮最终打破了沉默:“16辆就16辆,应出尽出吧,能动的车赶紧动,先送出第一单货再说。”这些天,“应X尽X”成为高频词汇,但魏玮当时还不明白,“应”和“尽”是很难划等号的。【这是我家冰箱照片,我真是去送菜的】志愿车队开始运行的第一天,这些坐办公室的人就受到了多重打击。之前,他们对送菜的理解就是将打包好的菜拉到小区,但光是拣货一项,所有人都累到怀疑人生。当时上海的物资紧缺度还不像今天,白领们习惯喝矿泉水,下了大量订单。一件水10公斤,弯腰抱到车上,一趟两趟不算什么,超过1小时腰就不是自己的了。有个参与志愿车队的程序员以不像码农著称,每天举铁、八块腹肌,头发超过六位数,搬运时手一松,一箱油砸肿了脚背,只能携带一身肌肉坐在一边休息,看着搬运大哥们玩儿似的往车上狂叠米袋,气到要把keep卸载了。樊晓洁平时是个刷步狂,步数一贯傲视群雄,拣货一天走了四万多步,在自己的记录中属中等偏上成绩,但干完活后摸自己的腿像摸别人的腿。她说,大路朝天地走,和在仓库里来来回回地小步捣腾压根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慢速有氧,后者是HIIT(高强度间歇训练)。拣货间隙,有人提起刚建群时,一帮产品经理和程序员念叨的“中台战略”、“产品思维”,所有人都苦笑。有人开玩笑,这比996难啊。同事们不让女生干力气活,樊晓洁拣的货是活鱼。她爱做菜也杀过鱼,拣鱼动作麻利还讨到几声口彩,但鱼上了车之后,由于打包不紧几乎都蹿了出来。樊晓洁到配送地点后打开车尾箱,鱼都在躺着看她,她生平第一次逐条确认鱼的呼吸。车腥了好几天,第一天她正准备回家擦洗,总裁办司机邱克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把她拦住了。樊晓洁在群里三连问的时候,邱克利是第一个回答的,他开的毕竟是总裁办的车,当然三证齐全。但他万万没想到差点连小区门都没出来,门卫也是三连问:“出去干什么?是不是去买菜?你说的是不是实话?”邱克利想起那个“如何证明你妈是你妈”的笑话,光凭一张嘴,他是绝对无法证明自己不是去买菜的。思索再三,回家打开冰箱,冷藏、冷冻,每层都拍照给了个特写,出门后又觉得说服力不够,回去塞了些水果、饮料进去,让每层都满满当当,拍回来给门卫看:“你看,买回来也没地方塞了。门卫看到手机相册里的拍摄时间,无话可说,但还是好心警告:“出去后回不来不要怪我!”警告确实是警告,好心也的确是好心。全域静态之后,人员进出管控规则的制定权分散到了各个居委会,规则还一时一变,上午认你的证,下午也许就不认了,你还找不到人说理。邱克利果然再也没回到小区,出去三个小时后,附近小区出了阳性,物业发来短信,上百个字他就记得一句:“出了就别进,进了就别出。”直到今天,他都只能睡在车上。每天夜里,街道上空空荡荡,他能看到拉着外地医护人员的车队进城,也能看到拉着密接病例的转运车队出城。而那些停在路边的车,“经常都是保供人员在里面睡觉”。邱克利把车的后座放倒,白天拉货,晚上睡觉樊晓洁和邱克利的家很近,她猜测自己的小区居委会可能要用同一套政策,没敢回家,搞了瓶消毒水一通擦,鱼腥味还是散不掉,她得在车上睡,只能往身上狂喷香水。第二天,全市的充电桩都停了,她的特斯拉只剩不到10%的电,再跑半个小时就得趴窝,只能硬着头皮回去。充满电后得赶紧跑出来,她不敢在家睡,生怕一觉醒来小区就阳了。她在群里吐槽,以前没电是里程焦虑,现在是阳性焦虑。包括樊晓洁自己,谁都没想到她居然能在自己小区每天进进出出,4天之后,她的特斯拉就成了硕果仅存的电动车,现在她被大家笑称“锦鲤”。魏玮觉得她的做法太冒险,跟邱克利一样,他第一天出了小区就再没回去过,后来看樊晓洁屡次全身而退,自己也动了心,想趁着全员核酸回趟家拿点东西。东西刚装上车,接到通知,小区出了无症状阳性,立即开启7+7管理(7天集中医学观察+7天居家健康监测)。魏玮说他有点信命了。要防疫、要做核酸、要办证、要跟不同小区层出不穷的规定打交道,车要充电比人要睡觉还重要……对这些被突然拉上战场的秀才兵们来说,送菜简直是过五关斩六将。但这都不算最难,最难的是,如何避免“非战斗性减员”。之后没人再敢冒一点风险。车队平均每人一天跑十几个小时,近500公里,减员一个人,就意味着其他人每天得多跑几十公里填上。没有人会喊什么“轻伤不下火线”,不知道多少张吃饭的嘴在等着,“重伤”又能怎样呢?除了保供车辆,上海路上已经空得看不到其他车但非战斗减员还是密集出现,车况毕竟有好有坏,烧机油的、漏冷却液发动机转不了的,平日里找个汽修几分钟搞定的事,此时无语问天,只能退出战斗。还要祈祷自己的小区、甚至附近的小区都不能出阳,万一出一个阳性,人就出不来了。还有薛定谔的核酸——之前上海做个核酸几个小时出结果,疫情期间医疗资源紧张,核酸越来越慢,往往要等24小时甚至更长。做一次核酸理论上能用两天,但实际只能跑几个小时。车队成员没办法,路上见到核酸就做,有人创下了一天5个核酸的记录。【救急面前无算法】志愿车队成立的第二个星期,16辆减员到了6辆。同时,被封控在小区无法返岗的门店或大仓员工数量,每天都在增加。一面是整个城市的运力持续萎缩,一面却是市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紧急物资需求急剧增加。这个只剩“残兵败将”的车队,单量增速越来越快。陈嫄是发起人,觉得自己的责任要重一些,找同事一圈一圈的打听哪儿还有能动的车,一无所获。有天半夜,关在家里的同事发给她一张截图,是车队群仅剩成员的名单,陈嫄回给他一个叹号。盒马总裁老菜(侯毅)不知何时进了群,消息都已读,但一直没说话。陈嫄和樊晓洁商量了一下,决定派锦鲤樊晓洁出马,喊了句口号:“非常时期,老板是资源,老板的车更是资源。”这话的重点在后半句。老菜的车好使,疫情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要开政府的保供会,有全市范围的通行证,还是辆SUV,能装。过了几秒钟,老菜回了一个“嗯”。第二天,老菜真去七宝会员店装了一车货,送到附近的小区。小区还真有人认出他,拍照发到业主群。有人不解:“盒马老板都亲自送货?”也有人评论,这说明,运力得紧张成啥样了。4月初,盒马总裁老菜在某小区送货陈嫄他们一开始看中的其实是老菜的车,老菜实地送了一把之后,却解决了一个车队成员一直没说出口的问题:运力调配。基本民生物资进上海越来越难,但饮料零食等非必需品却占据了相当一部分运力。老菜当天搬了不少可乐和纸巾,回来他就开了个会,要求饮料零食这些东西的优先级要往后放,集中搞粮油米面。同时,像奶粉、药品等救急物资,要优先解决。上海疫情前,盒马很少面临救急与算法之间的抉择。新零售主要解决的是效率,算法工程师的主要任务,是写好订单分配的效率最优解,再交给电脑计算,打交道的对象是代码而不是人。到了保供作战,数量不多的救急物资被排到了最先,算法必须让开一条道,因为攸关性命。4月5日,车队成员何艳君在黄浦送菜的时候,得到调度的通知,附近有出生不久的宝宝,因为对牛奶蛋白过敏,急需特殊的水解奶粉。有个盒马门店有货,但在浦东。她临时改变行程,过江往返几十公里送过去。“我女儿刚刚一岁,看到群里有人发奶粉的需求,我会想起她。这一单算是我替女儿送的。”落下的订单,她只能再多跑一趟。有时为了一罐奶粉,车队要跑到城市的另一端车队还接到了一个急单,杨浦的码头上有艘渔船,在港口停了七八天了,菜和水也没了,还不让出码头,只好下单求救。车队成员李久权看了眼地图,来回100多公里,说了一句“这趟活儿有点远啊”,但仍一脚油门开了出去。邱克利有天跑了600多公里,浦东送药、浦西送助听器电池,横跨黄埔江来来回回十几趟,脚心都麻了,坐在车里揉脚,突然被一条手机弹窗搞得全身发毛。那位死活不让他出门的门卫大爷给他发了个短信:“在外面辛苦不辛苦?要不要回来洗个澡换换衣服?”邱克利第一反应是有诈,细想又觉得对方没有理由骗自己回去。这时门卫电话打来,不停嘘寒问暖,说了五分钟,邱克利受不了了,问他是不是找自己有事,对方才扭捏回答,小区有老人急需香蕉,跟居委会闹了好几天,居委会盘了盘小区的资源,才想起大街上还睡着一个保供的。邱克利抻了抻脚,专程“回”了趟家。他把香蕉放在小区门口,没敢进去,又回车上睡了。其实没什么人能有个好觉睡,每天的配送已经不堪重负,一有紧急需求,还得马上出发。志愿司机们基本标配浓重黑眼圈,长期睡眠不足,容易情绪激动,女同事们干脆拨通视频电话互相痛哭一番,五分钟后收拢情绪、继续上路。防疫第一,保供车进入仓库或者小区,也要被贴封条在大家都觉得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内外形势似乎终于有了些希望。4月7号,上海市委市政府通知,支持保供企业在全国统筹调配资源,引进充实新的保供人员。允许非涉疫原因被封控在小区的快递小哥等保供人员,走出封控区,回到保供岗位。第二天,盒马、饿了么、大润发、菜鸟等平台宣布,共同增加3000名抗疫保供人员入沪支援,其中盒马派了300人,其中很多人都在武汉、西安和深圳经历过抗疫,相比志愿车队,他们算得上正规军中的王牌军了。但种种意外仍在路上。就在3天前,网上出现一条谣言,花1000块钱就能办一辆通行证,办的人多,还堵了车。为防假证流通,第二天,交警查证严了很多,每辆车都要停下来检查,这一天送货效率低了很多。车队有人发了句牢骚,邱克利说:“相互理解,都不容易。”【防护服、大米和莲花清瘟怎么选】志愿车队成立之初,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尽力提高送货单量,能多送一家就多送一家。何艳君预想,自己的SUV能顶得上20个快递小哥,但跑了两天后才发现账不是这么算的。车队4月5号的排班表显示,各种意外战斗减员后最终还留下6辆车,其中2辆运人,2辆送货,还得有2辆必须腾出来拉规定配送的莲花清瘟——盒马还有40多个店开着,在里面打地铺的分拣小哥,口罩防护服和莲花清瘟是规定必备品,必须有人送。如果不参与志愿车队,没人想得到莲花清瘟会占去三分之一的运力。“我们当然想每辆车都去给居民送菜,但如果店仓有一例阳性导致关店,那前面的努力就白费了,只能严格按规定办”,何艳君说。大仓更要严防死守,绝不能出阳。大仓是主动脉,一旦关仓,下面所有链条都没了。这让本就捉襟见肘的人力,必须腾出来负责防疫。防疫与送货之间的权衡,“过来人”更明白。从西安赶到上海盒马大仓支援的祁宝强说得最明白:“举个最极端的例子,我现在有50单大米要送,同时有50套防护服要发下去,但我只有一辆车。现在我只能选后者。这是没办法的选择,也是不得不做的选择。”装满抗原试剂的私家车,疫情期间,防疫物资要最优先运送这是祁宝强经历的第二次保供作战,说到“没办法”和“不得不做”时,语气极重,像吐出两颗钉子。像大仓这种中枢,自身防护比保供效率更重要,这是武汉、南京、西安来的人的共同经验。而在祁宝强看来,上海这次保大仓的重要性还要远远强于武汉、西安,因为后者没有出现跨省运输的问题。他对接的一位山东寿光菜商,2年前到武汉送过菜,也感觉和这次不一样。“当时都盯着武汉,各地过去的,高速一路通行,顺畅得很。”他说,“但这一次,哪哪都堵,根本走不动。”武汉的时候,疫情相对单点。这次二十几个省市均有疫情,上海的周边,江苏、浙江都有病例,各地都很谨慎,查得严。有媒体报道,有卡车司机因为疫情行动受阻,“原本两天的行程走了一周。”保供人员的心态也因此受到影响。保供武汉时想的是“先把东西送过去,万一有事儿回来再说。”而现在,无论外地司机,还是市内人员,顾虑都很多:“我出去了,回来怎么办?”他们的纠结不无道理。首先时间成本上。进上海要隔离,回去也要隔离,一头一尾就得一个月。更不用说车辆排队办证,堵在高速的时间了。心里压力上,要经过多地,一路变着法子的防疫政策让司机不胜其扰,而且跑的地方多了,还得担心感染。一些司机越跑越觉得不对,中途提出加价。扯皮多了,货流也就慢了。上游不畅,祁宝强只能在现有资源上做优化。例如很多事情的优先级要重新排列。大仓的防疫改造,优先级往上调;保供人员的物资配给,也要往上调。为了安全,祁宝强和全国支援上海的同事们,都在仓库里打地铺,尽量不跟外人接触。防疫期间,盒马大仓是第一道战线“我们也知足了,志愿车队的同事大多睡在车上,或者街上。”祁宝强说,好几个夜里醒来,想起西安的家人。才来一个多星期,却觉得已过了很久。前两天,樊晓洁接到通知,大仓要进行防疫改造,她得去买点五金工具。仓库不远就是五金一条街,但都关门了。樊晓洁在所有群里问朋友:“谁认识五金店老板?封在店里出不来的那种?”最终,她从奉贤找到闵行,又从闵行找到嘉定,终于找到了一家五金店。店主看到一身大白的樊,以为是防疫检查的,死活不开门。“我拍着玻璃跟他说,我不是真的大白啊,我是志愿者,只是来买工具的。”喊了半天,老板还是半信半疑,最后隔着窗户把东西卖给了她。樊晓洁记得,自己准备摇上车窗的时候,老板突然来了一句:“你要多睡觉啊。”她没反应过来:“啊?”“小姑娘走路都歪歪倒倒了,这样不行的哦。”老板看着她摇头。她在开回大仓的路上才想起来,自己忘了问他缺不缺东西、需要点什么。醒醒吧,不要执迷于所谓的“市场经济”。各个小区不如选出一些身体好的青壮年专门负责小区内物资的派送,每天核算检测,给予适当补贴。这很难吗?给予补贴这个就很难了,因为居委会显然没这个预算的,这钱只能小区自己凑。小区自己凑那就跟团购放门口,小区内团购人员自己找人分发没啥不同了。跑腿小哥接触的人杂,所以不许回社区,你让你社区指派的人员干跑腿小哥的活,难道不跟跑腿小哥接触的人一样?真要是一些措施调整了,原来的跑腿小哥就都能正常干活了,哪还需要你去社区去指派?一般物流配送的流程是:物资到达一个城市后,会先到城市的物流中心,物流中心会分拣并配送至物流分中心,最后由快递小哥或跑腿小哥送到小区客户手中,跑腿小哥是一对多个小区(用户)。如果小区人员直接取货并分发给自己小区居民,效率会更高,也会减少接触人多感染的风险;小区人员可以轮换,不至于太过疲劳;每天做一次核酸检测,可以有效防止病毒蔓延。困难时期,要特事特办。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然而,你可以看那几篇团长的经历分享,他们几乎一致遇到了找不到人分发物资的困境。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嘴上抱怨,但是真要出力的时候肯站出来帮助往各户门口分发的是少数。武汉虽然不如上海大,人也不如上海多,但武汉当年疫情的惨烈程度是今天的上海所不能比的。我比较好奇的是,当年的武汉是怎么解决到居民端的货物配送问题的。因为通过各种报道,对上海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有没有人比较了解当年武汉的实际情况,能不能把两个城市的措施简单对比一下。别提了,我老婆2020年武汉硚口封了七十多天,胖了二十多斤。期间记得没有收到过免费物资,都是自己买的,开始个把星期贵点,后来就和平时一样,到想买什么基本不缺,也便宜。武汉也是千万人口,整个湖北好几千万,都封了,没有听说要抢菜,物资保障充足,生鲜送货很及时,对了,当时的书记就是从上海调过去的。本来不打算再评论外省疫情,看有人提到武汉,忍不住说几句。武汉在2020年后又经历了两波疫情,但是好像都没人慌,甚至没有超市抢屯货,事实上也很快,几乎波澜不惊的清零了。原因是都经历过大场面,知道怎么应对,二是平时外出口罩戴着,自身防护做得好,病毒就不容易扩散,三是对组织有信心,社区下达的安排都主动积极配合。武汉封城后,事业单位的人就地转为志愿者,下沉到街道社区报道。因为当时是要过春节,所以基本上每家都是有一些生活物资的,武汉某些超市、某些仓储和药店是没有封的,只对团购。要买物资和药品的人都在社区群里下单,社区志愿者统一登记购买发放。组织还买了好些的士,据说是600一天,为社区老人去医院看病用。快递小哥基本上没有停 ,电视上看到过一个快递小哥在黄石路汉口药房帮着买药,手上拿着几十张单子 【单子应该是是居委会接的 】 把一家一户的药品清理好,再送到居民家中。在全体民众的支持下,我们战胜了疫情。7个人的居委班子,怎么让5000人小区忙而不乱解放日报0414 1527居委7个人,怎么让5000人小区忙而不乱我们小区,居委书记就在居民群,带领志愿者做得井井有条靠的是什么呢?

团结小区100多名志愿者,再由“三驾马车”各司其职,一起把事情办好不回避矛盾,不害怕“众口难调”,善良、理性的声音总归会占上风小荷我住在天山河畔花园。这几天,我们小区的居民、志愿者,纷纷在群里自发感谢居委书记,感谢基层干部。小区人口众多,25幢高层建筑住着5000多个居民。居委书记带着6名干事,在这个特殊时期,做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提前“建群”疫情早期,小区还没有严格封控时,居委书记宋键就已经主动找业委会、物业充分沟通。三方拟定了一套管理方案:每一栋楼,必须建立一个楼道官方群、一个楼道志愿者群。楼道官方群,每一户必有一人参加,保证官方通知人人接收得到。并由一位楼道志愿者担任“信息员”。小区还有一些超前布局,走在政府指令之前。当时,上海市宣布学生统一在家上网课,小区基层班子立刻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暂停了小区其余项目,只保留了民生类项目,如重点关注小区内的超市、水果店,并对小区的3个大门进行统一管控,提前“上紧发条”。信息“分拣”基层治理不仅需要埋头苦干,更需要科学理性的现代管理方法。举例说,我们楼道的信息员,每天进行信息“分拣”,把上一级群里的重要通知“搬运”到楼道群,通知到每一户居民。当小区需要组织志愿者时,又由信息员把消息“搬运”到楼道志愿者群,每个楼道还发动本楼居民作为快递志愿者、核酸检测志愿者等。宋书记参与了每一栋楼的楼道官方群,直面居民。有居民摔倒受伤,宋书记立即在各群里询问有没有专业医生,问题得到快速解决。居民的意见,不可能完全满足,但至少能得到快速回应。有朋友对我感叹:“直接进居民群的书记真不多,这每天还不怕被烦死。”打通“心结”疫情期间,咱们小区的业委会也很好,起到了“桥梁”作用。他们常常在各群里宣传居委会、物业在忙些什么,工作“忙点”“堵点”在哪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小区用两个多小时就能完成约5000人的抗原检测和统计工作。怎么做到的呢?比如有一回,宋书记凌晨1点直接在各楼道官方群发布通知,大意是:接到紧急通知,要求今天小区全员抗原自测。请楼内居民在家门口放个袋子,用来装抗原盒子。楼道快递志愿者,在6时30分前完成发放,全员在7时30分前,在楼道群里晒出检测结果,由信息员负责统计本楼情况,向居委会报告。宋书记还附上了一段安抚情绪的话:“我们知道工作难度有多大,可能会碰到很多未睡醒联系不上的情况,只能靠楼内志愿者门铃唤醒、群内互喊,深夜打扰大家,抱歉。”居民知情后,少有怨言,反而回复:“居委会今天又别想睡了”“志愿者辛苦了”。“三驾马车”最近,我报名成为小区志愿者,更加直观感受到,一个100多人的志愿者群体怎样做到动态管理、分工明晰。平常,咱们小区就有一位志愿者负责人,也是小区业委会成员。他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比如核酸检测前,他先制定一张志愿者表格,纵轴为每个楼栋的工作点位,横轴是几类志愿者岗位如信息员、登记员、秩序维护员,一层层通过微信群下发,由信息员传递到各楼道志愿者群。表格作为共享文档,由志愿者自己填空格,无须事后再重新汇总,形成高效、有序的微信群工作方式。如果到了截止时间,这张表格还有空白格子没人填,可再单独协调人手。志愿者也不断按照工种分群、分岗位、分时间段。每个层级都有负责人,有信息员进行信息分拣和传递。书记和干事才7个人,不眠不休也不可能直接安排好5000多人的小区事务,靠的是什么呢?团结小区100多名志愿者,再由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三驾马车”各司其职,一起把事情办好。坦率说,一个小区不可能没有矛盾。也有业主因各种私人事务提出质疑,然而在一个群里,火速就有其他居民站出来,帮基层干部说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回避矛盾,不害怕“众口难调”,善良、理性的声音总归会占上风。团结群众、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再加上科学、有效的现代管理方式,万变常在掌握中,小区也渐渐变得信通、气顺、人和。讲述时间:2022.4.9 本报记者 龚丹韵 整理社区治理|居委会的角色与职能澎湃新闻编辑 吴英燕 整理社区居民委员会(下称“居委会”)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在参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1954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出台以来,居委会就作为自治性的居民组织而存在,但半个世纪之后,居委会这一基层组织,仍然拥有着尴尬、模糊的角色与职能。居委会的历史演进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该条例规定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工作任务包括5项:办理有关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项,向当地人民委员会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并遵守法律,领导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工作,调解居民间的纠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王谢平和教授郝宇青曾撰文指出,从居委会的产生来看,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家为了稳定新生政权,在废除旧的基层组织形式保甲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创新,也是基层政府为完成国家的各项任务而进行的工作方式创新,而不是居民自发的组织形式。居委会联结国家与社会,实现政府对分散的社会的控制,尤其是对街道里弄各个层次的居民进行整合与动员,同时还要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福利需求。中国矿业大学博士生沈立里和池忠军教授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居委会更多依附于“单位制”组织发生作用,处于辅助性的地位,其主要功能为单位组织所代替,转而以特殊人群、妇女等为主要服务对象。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单位解体开始大范围发生,依赖“单位制”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持续,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逐步重新发挥其职能。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下称《组织法》),并于1990年1月1日起施行。《组织法》指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该法同时指出居委会的任务有6项: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工作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该法同时指出,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可以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2010年8月26日,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首次从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的角度肯定了社区居委会在居民自治中的重要地位,重新明确了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在《意见》中并没有对居委会的属性进行修订。王谢平和郝宇青认为,城市社区居委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双重治理职责和治理功能,既要行使好国家权力,也要充分维护好居民权利。当行政化给社区带来的负担过重的问题凸显之后,政府便开始有意识地为社区减负。2015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民政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从依法确定社区工作事项、规范社区考核评比活动、清理社区工作机构和牌子、精简社区会议和台账、严格社区印章管理使用、整合社区信息网络、增强社区服务能力等七个方面,对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被困的居委会王谢平和郝宇青在上述论文中指出,国家虽然在政策层面明确社区自治,在实践中却始终通过自上而下的科层制向社区居委会分派各种行政任务,这背离了社区民主自治的本质,使社区居委会再次行政化或者被动行政化。一方面,国家负责社区居委会的正常运行及其成员的工资待遇、福利津贴,并保证服务场所和基本设施等资源。作为街道办事处管辖的机构,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职责、人事考核等都由街道负责,是国家在城市最基层的代理人。应该说,行政角色依然是当前社区行动的“本色”。如果社区摆脱了行政化的身份,那么,它就会缺少相对稳定的人财物资源,难以完成其治理任务。另一方面,社区居委会又是自治性的群众组织,社会角色应是它的“原色”。虽然居委会的行政色彩一直较为浓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居民自治角色的消解。沈立里和池忠军认为,尽管在法律层面居委会被界定为自治组织,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居委会大多处于行政化的状态。居委会忙于应付各种上级检查、上报数据、参加会议等行政性事务,不仅负担重,还不为一些社区居民所认可。居委会虽作为一个基层自治组织,但其并非在社群中自发产生,而是在国家的指导下形成,并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在互动的过程中,国家层面不断向基层投入资源、提供职业晋升途径,形成了政府管理的上下级关系。在这种行政思维的影响下,居委会虽不属于政府机构,却按照行政机构的逻辑处理社区事务。长此以往,这种行政思维导致居委会过多关注上级行政机构的需求,而少有精力去深耕如何更好服务社区群众。这种行政化困境,加剧了居委会的边缘化困境。首先,在服务居民日常生活上,居委会与物业公司、业委会等组织之间出现部分功能的重合,而由于后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服务功能,人们对居委会的依赖度逐渐下降,居委会一定程度上出现被边缘化的趋势。其次,居委会的行政化困境导致其在社区治理进程中出现脱离群众的倾向,使得群众对居委会的感知度进一步下降。最后,随着基层“去行政化”改革的深入,居委会的实际影响力也在逐渐降低。正如相关研究指出的,“社区工作站”等组织在基层的设立,虽使居委会的不少行政事务转移到这些组织中去,但由于其部分服务群众的功能已被替代,反而出现了无事可做的窘境。更进一步,若自身失去行政资源支撑,居委会也难以发挥协调社区物业管理、治安维护中的矛盾冲突,帮扶社区弱势群体等基本功能。行政化困境和“去行政化”的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居委会的边缘化困境。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侯利文在论文中指出,居委会深陷被社会所建构的“自治属性”与其实际上的“行政属性”张力的囹圄之中,这在现实中造成了“居委会去行政化”的“治乱循环”。其治,指向居委会的去行政化改革以及自治属性的回归;其乱,则指的是居民会在走向去行政化的改革过程中行政化的不断强化与再生产。整体上呈现为“被困的居委会”,并且在现实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中陷入了“去行政化之殇”的悖论。即一方面似乎居委会自治属性回归遥遥无期,另一方面则是居委会行政化的不断强化以及再生产。那么居委会被什么而困呢?侯利文认为,从历史上看,居委会作为组织实体与制度设置,在发展与变迁中时刻受到来自国家力量的形塑与制约。而这则是居委会行政属性(行政化)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其实指的是国家对居委会的建构与影响能力。在中国,国家可以通过对居委会的渗透与吸纳,进行政策制度和福利服务的传送与配置。从这一个意义上看,居委会构成了国家“下达”的一个重要抓手,成为国家力量“渗透”的一个重要载体,本质是希望居委会通过非行政化的手段来进行国家使命的传递,这是国家的考量。虽然进入21世纪以来,治理理念的引入以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使得基层社区场域中不再是国家政权建设“单兵突进”的图景,也开始有了暂且可称之为国家社会建设“后来居上”的景观。但是,国家因素在邻里空间、行政性力量在居委会载体中的存在与展演是不可忽视的建构力量和不容否认的客观现实。政府试图通过居委会这一组织重建基层的管治秩序,加强政权在基层的建设,这是政府的逻辑。因此,在政府话语中居委会就被解读为政府的“脚”和职能的延伸,是基层政府在社区的代理人。但是,政府逻辑同时赋予了这一“代理”性质的名实分离,实际上政府是一厢情愿地建构了居委会名义上的“自治属性”,又在实践中加强了其“行政属性”,希望居委会以民间的组织性质来完成行政上的任务安排。无论是自治的属性规定,还是行政性的客观现实,其实都是外界(主要是政府)按照自身的逻辑与意愿强加给居委会的属性。居委会在法理上被赋予了“自治组织”的属性,但同时也被操作化为行政化的实然组织形态,即在国家推动的社区建设进程中,在法律上被定位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却承担了日益繁重的行政事务,其行政化色彩也就日益浓厚。居委会因被迫承担了过多的行政负担而被认为是代表国家基层政府派出机构对基层社会进行管理的高度行政化的组织载体,呈现为在国家结构性力量约束下“被动行政化”的居委会形象,是一个被国家“嵌入”的、代表政府的“自治”性组织。居委会作为组织载体的主动性被遮蔽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居委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存在,在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徘徊或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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